发布时间：2024-11-23 10:50:25 来源: sp20241123
作家自身的形象化和艺术化，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之一。换言之，作家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，也是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形象，如屈原、曹植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和苏轼等，其形象各具风采。陶渊明的形象生成于其诗文作品和早期史传，后者的典型代表就是“一史二书”（《南史》《宋书》《晋书》）之《隐逸传》。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陶渊明已经不复可寻，但是他的形象却在陶诗文本构成的“自传”和史传文本构成的“他传”中获得了永恒。对陶渊明形象的分析离不开诗史比较，其形象的生成、衍变则应归功于陶诗史传的互补与互动。陶诗和史传是后世建构、想象陶渊明的重要依据。由于史传的叙述与陶诗有诸多呼应，故而让人误以为二者塑造的陶渊明具有相似性。史由于讲求文直事核往往给人征实之感，诗因为多用文学手法常常有虚构之嫌，但实际上，史传作者会根据写作动机有意剪裁和加工传主形象，而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载体反倒更能接近诗人的真实形象。陶诗中的诗人形象鲜活生动、丰富多维，与被史传规范的相对单一的隐士形象有着较大差别，二者对陶渊明的表现在心灵的广度、思想的深度、伦理的厚度以及人格的高度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。
对于心灵情感的表现，陶诗侧重个体独特性，史传强调群体共通性。陶诗通过适性的自然世界、简素的历史世界、温厚的伦理世界和自由的理想世界的书写，营构了一个层次丰富又特征鲜明的艺术大观园，借以对抗世俗世界的喧嚣与纷扰，也由此体现出诗人心灵的广阔与丰盈。史传对此诸多方面虽略有涉笔，但表现的维度却由个性向共性逐渐倾斜。例如对自然世界的描写，陶诗多是“蔼蔼堂前林”（《和郭主簿》其一）与“平畴交远风”（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其二）的画面，借以展现平和适性的心灵图景；而史传则着意渲染“松山桂渚”与“碧涧清潭”（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）的环境，借以衬托隐士群体偏介独往的高洁志趣。又如对历史世界的把握，陶诗在纷繁历史中串联起黔娄、荆轲、鲁二儒、汉二疏等遗烈古贤的简明线索，为自己塑造砥砺德行的榜样，这些榜样身份各殊，道德昭示的维面多种多样；而史传则通过对许由、巢父到宗炳、马枢这一隐逸传统的纵向梳理，通过儒林、文学、良吏、隐逸等社会群体的横向区分，在固有的时空网格中定位了陶渊明“隐士”的身份属性，从而弱化了诗人可能具备的其他道德向度。再如对伦理世界的反映，陶渊明通过行役、悲悼、赠答诸作还原了与亲友相处的温馨点滴，从而建构了一个包含家庭、社会和政治的多重伦理世界，并由此折射出温厚善良的心灵空间；而史传所述如檀道济、王弘等人与渊明皆为泛泛之交，由此反衬出渊明息交绝游的隐者气质，并因淡漠的交际情境的描写，削弱了其温柔敦厚的儒家情怀。最后是对理想世界的表达，陶渊明诗文通过“东方之士”和“五柳先生”表达了安贫乐道的人格理想，通过“桃花源”表达了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；而史传则着力将陶渊明熔铸成不慕荣利的贤隐典范，期待发挥“激贪厉俗”（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）的社会影响。
对于思想深度的表现，陶诗经验与哲理兼融，史传则是现象与目的并重。从陶诗可见，无论农耕还是饮酒，读书或是弹琴，渊明都能从中汲取通达的人生智慧，例如：在饮酒中获得“不觉知有我，安知物为贵”（《饮酒》其十四）的齐物体验，在读书中了悟“大象转四时，功成者自去”（《咏二疏》）的历史规律等。又如“驷马无貰患，贫贱有交娱”（《赠羊长史》）、“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宝”（《饮酒》其十一）、“形迹凭化往，灵府长独闲”（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）等达道之言，则是诗人在总结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贫富、生死、形神等人生命题的哲学思考。而史传叙写的陶渊明的行为则带有明显的功能性意图，例如，农耕在叙述中只是为了获取生活物资，读书也意在表现其废寝忘食、不求甚解的状态和习惯；无弦琴逸事是为了表现陶渊明不解音律的洒脱气质；至于饮酒，更是一味铺陈有酒辄设、醉后融然的外在言行，忽视了其寄酒为迹的心理状态，以致给人留下嗜酒如命的印象，如王维感慨“陶潜任天真，其性颇耽酒”（《偶然作》其四），李白也认为“陶令日日醉，不知五柳春”（《戏赠郑溧阳》）等。就连具有复杂诱因的归隐行为，史传的解释也只是不为五斗米折腰，用顺性任真的单一解释消解了陶渊明以史鉴今、以物观我的思想深度。
对于伦理厚度的表现，陶诗完整而饱满，史传则显得扁平单薄。陶诗通过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、温柔敦厚的社会伦理、温良忠直的政治伦理建构了一个温厚丰满的伦理世界：行役途中“一欣侍温颜，再喜见友于”（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其一）的期待，闲居岁月“弱子戏我侧，学语未成音”（《和郭主簿》其一）的欣喜，从弟早逝后“迟迟将回步，恻恻悲襟盈”（《悲从弟仲德》）的哀悼，时代洪流中“亲戚共一处，子孙还相保”（《杂诗》其四）的梦想，共同昭示着诗人孝悌慈爱的亲情向度；“相思则披衣，言笑无厌时”（《移居》其二）的欢言得憩，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（《移居》其一）的志趣相投，则彰显着诗人热诚真挚的友情向度；以“马队非讲肆，校书亦已勤”（《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》）、“路若经商山，为我少踌躇”（《赠羊长史》）等语委婉劝谏周续之、羊长史等人远离刘裕、隐居避害，则是正直忠厚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反映。而伦理维度在史传中表现得并不充分。例如交友，史传的叙述多局限于泛泛之交，即便是好友颜延之，叙述重点也并非情款光景，而是二万钱悉送酒家的韵事；至于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，《宋书》和《南史》的反映也比较有限，如通过《与子俨等疏》《命子》等文的征引约略反映渊明的亲子之情，通过“书甲子”的叙述回应陶公不事二朝的政治态度，而这些材料在《晋书》中甚至消失了踪影。可见史传作者对陶渊明的聚焦，出尘之志多于人间之情，故其笔下的形象也就淡化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色彩。
对于人格高度的表现，史传集中而清晰，陶诗则显得间接分散。诗歌的本质是言志缘情，故其对整体人格的反映并不直截了当，而是需要借助各种文学手段才能达成。陶诗表现的诗人品格虽然面面俱到、丰富立体，但它们散布于婉辞隐语之间，隐藏在托物言志、借古抒怀、艺术虚构等文学手法背后，湮没在鸢飞鱼跃的审美镜象和喜怒哀乐的情感细流之中，需要读者用心寻绎、细心捕捉。相较而言，史传文体则具有夹叙夹议的天然优势。“一史二书”就是有意通过直接明了的三层评述，集中而清晰地表现了陶渊明的人格高度。首先，在陶渊明的传文中，通过“少有高趣”（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）、“真率如此”（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）、“颖脱不羁、任真自得”（《晋书·隐逸传》）等评语直接定位陶公的人格类型；其次，在《隐逸传》的序文中，通过将陶渊明归入“贤隐”之列、目为隐士之首，肯定他在隐士群体中的典型地位，又通过对隐士群体“仕不求闻，退不讥俗”（《南史·隐逸传》）等美德的发掘，肯定陶渊明的人格高度；最后，将陶渊明置于《隐逸传》而非《文学传》，也说明史传作者对陶渊明精神人格的推崇。
（作者：苏悟森，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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