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2024-08-21 22:45:04 来源: sp20240821
中新社 北京1月15日电 题:在历史峡口,回看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友谊
作者 李晗雪
北京阜成门大街一处幽静之所、现北京行政学院院内,坐落着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之墓。当时,让外国人葬在中国首都本不合礼法,但和善勤学的利玛窦,不仅带来西方新知,更“渐染中华之教”、著述有称,受人敬重,故破例获得万历皇帝御赐墓地。庄重洁白的墓碑,亦是这段中西交流史事的纪念碑。400多年前,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们的交往、尤其与徐光启的友谊,写就了一段文明交流佳话,展现了文化相遇之妙。他们的交往在历史长河中静水流深,在全球融合加深而呼唤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峡口,愈现光辉。
一个士大夫,一个传教士
1582年,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。他来中国后,感到“基督教在中国人民中不引起兴趣”,因此首先花时间研习汉语、中国礼俗及儒家经典,并通过西方书籍、世界地图、天文仪器等吸引人们兴趣,与士大夫交游。
利玛窦将西洋历法、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,并带来了吸收欧洲地理大发现成果的世界地图,令明代中国人大开眼界。同时,他还将“四书”译成拉丁文,为读者留下“中国札记”,其出版轰动了欧洲,被认为继马可·波罗之后“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”。
毫无疑问,利玛窦在多方面奠立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。这种成就,自然与他“入乡随俗”、乐于学习的开放和敬诚态度不无关系,也得益于结识了中国挚友徐光启。
徐光启是上海人,最初因见到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而知有“利先生”。1600年,两人在南京会面,1604年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,再会利玛窦,后登甲榜、入翰林;在北京的几年中,两人交往甚深。徐光启阅读利玛窦翻译的西方哲学、伦理学书籍,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学及基督教教理,自称“余亦以间从游请益,获闻大旨”“盖其学无所不窥”。利玛窦也对徐光启称赞有加。为便于向利玛窦请教,徐光启还在利玛窦住宅附近租了房屋居住读书。
在利玛窦影响下,徐光启习得西方天文、历法、舆地、算术、水利、军事火器等学科知识,后来,两人合译欧几里得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、《测量法义》等书。在利玛窦病逝后,徐光启又与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合译《泰西水法》,“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”,并自撰《勾股义》、介绍番薯的《甘薯疏》等,继续向中国社会介绍科学知识。这些著述,称得上最早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。
1610年5月,利玛窦病逝于北京,终年59岁。据金尼阁(Nicolas Trigault)整理的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,利玛窦逝世时,众多朋友、“大臣们和其他地位很高的人们”赶来吊唁。抬棺进入墓地之时,“保禄博士(即徐光启)尤其悲恸……他对利玛窦神父尤其诚挚。他是一位高官显宦,但也悲伤流涕作为他友谊最后伤感的表示……”
如今,这对异国友人已离世数百年,但两人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互动,仍为中欧珍视和延续。
再从东向西看:中国的思想比想象更包容
收藏于上海中华艺术宫的当代画家李根之作《对话——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文化盟约》,再现400年前这对友人的亲密交往:摆放着地球仪和各式书籍的木桌两旁,身着儒服的利玛窦与官员着装的徐光启展开对话。
在1667年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·基歇尔(Athanasius Kircher)所著的《中国图说》中,徐光启画像下有“Magnus Sinarum Colaus, Legis Christianae Propagator”的拉丁文介绍,意为“伟大的中国学士,基督信仰的宣教者”。
西方传教士融入中国文化,中国士人学习、接受与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甚至思想信仰,其中的文明交流互鉴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。
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、“东西问智库”学术顾问张西平接受 中新社 “东西问”采访时谈道,从晚清到今天,中国已经发展起来,中国人也应有更大的胸怀、以更平和的态度看待世界,要像徐光启那样,抱持开放、宽容、健康的心态。
“中国人不需要回到晚清的悲情。中国已经强大,现在特别需要一种健康的心态,来走出晚清悲情。”张西平说。
再从西向东看:欧洲有与东方交流的遗产
“我会毫不犹豫地说,徐光启、利玛窦之间的关系是友谊。并且,他们的文化差异是两人友谊的核心,他们都努力去理解对方的语言、知识体系与信仰。”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竺易安(Elisa Giunipero)接受 中新社 “东西问”采访时说,传教士利玛窦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,士人徐光启希望振兴晚明社会,他们都怀着极大的开放性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展交流,因为他们相信,彼此的对话既会充实个人,也会推动各自的国家前进。
竺易安认为,利、徐二人的交往引导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的复杂多元,而不是对之感到恐惧。欧洲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化鸿沟,相反,彼此影响程度远超一般认知。利、徐二人的交往,展现了不同民族、语言、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间可能实现的平等与和谐,这正是今日世界亟需重拾的。
张西平认为,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,中欧之间有过“恋爱”期,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、仰慕。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,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,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;莱布尼茨、伏尔泰等学者,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、理性之国。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,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、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,值得今人学习。
“1500年至1800年间的交往,是中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。尤其对西方来说,应该学习利玛窦和而不同的‘合儒’精神,特别是面对逐渐发展的中国的时候。”张西平对 中新社 记者说。
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里,这样记录着对中国细致认真的观察和描述:“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,并且游历过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省份,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、高官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。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,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;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,我们还专心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。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过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。”
利玛窦曾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出赞叹,认为孔子是一位博学的伟大人物,四书五经是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。他感到中国孝敬长辈、尊敬师友的美德超过其他民族,中国的机械工艺、中医以及天文与数学的许多分支一样发展可观。
同时,他也记录下封建帝王的妄自尊大、明末官僚体制的臃肿败坏等等。全面而持平的记载,使利玛窦的札记成为后世汉学家珍贵的史料。耶稣会士加莱格尔(Louis J. Gallagher)1953年在英译版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序言中写道:“我们敢说,自从三个世纪以前金尼阁的书首次问世以来,没有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,中国的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,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……”
不过,该序言也写道,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虽学术影响深远,在汉学家和中国史研究者以外却不大为人知。竺易安认为,要扩大人们对利、徐二人的了解,还有许多工作要做,并且两位人物应当同时被介绍给大众,因为不了解其中一个,便无法真正理解另一个。(完)
【编辑:张子怡】